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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飛芹 易開剛：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新趨勢

自20世紀70年代我國引入企業社會責任概念以來，企業社會責任這一議題在理論研究和企業實踐兩條線上雙向推進，并于探索和積累中形成了企業社會責任領域的中國話語和中國經驗。尤其在進入21世紀以來，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實踐逐漸步入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規范化發展階段，制定責任戰略、開展責任活動、發布責任報告已成為大量企業的常態化行為，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接軌現代管理實踐中形成了不少有益的中國經驗。

現如今，數字經濟時代正在大步到來，數字經濟在重構企業商業模式的同時也將重塑企業的管理范式，由此滲透到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工作的方方面面。數字技術不僅使得企業的社會責任行動變得容易和高效，也使企業的履責行為變得更為透明和可追溯，基于數字化變革的社會責任管理創新將引領企業管理創新的新浪潮，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將形成以下幾種趨勢：

趨勢一：管理流程數字化。大數據使管理科學真正進入到了可量化的科學發展階段，也將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在“目標—措施—結果”全流程上趨向數字化：第一，從流程前端看，企業可以將社會責任戰略與目標定量化，用數字化的方式明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時間節點、內容方式，切實推動企業履責有據可依，降低現有企業履責過程中的盲目性和不確定性。事實上，傳統的企業社會責任管理往往以企業自身為原點，企業的能力、優勢成為履責的向度和邊界，這種相對盲目的責任輸出行為很有可能陷入低效、無效甚至不被公眾理解的尷尬境地。而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可借助數字化工具對利益相關者的訴求進行精準畫像，由此明確履責的目標與內容。例如在公益履責方面，傳統的捐款捐物已開始往精準扶貧方向發展，大量的電商平臺企業利用數字、渠道的優勢為貧困地區積極“造血”。第二，從流程中端看，大數據精準刻畫了企業運營管理的各個環節，借助數字化工具，企業能清楚地向責任執行者說明研發、采購、生產、營銷等環節的實施路徑。通過智能化的履責手段，企業將大幅提升社會責任管理的效能。第三，從流程終端看，企業可依據數字化結果深度解讀自身在社會責任領域的強項與弱項，據此進一步修正社會責任管理目標，并形成“目標制定—管理實踐—目標優化”的良性循環，從而有助于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可持續。

趨勢二：管理主體平臺化。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之間的競爭重心正從技術競爭、產品競爭、供應鏈競爭逐步演進為平臺化的生態圈競爭，而數字平臺的大量涌現也推動著企業社會責任管理視域從企業內部管理、價值鏈管理突破為平臺化管理。這種平臺化趨勢具體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平臺型企業積極履責，將顯著增強對生態圈關聯企業的示范效應、帶動效應。能力越大責任越大，居于數字生態圈核心的平臺型企業本身因具備資源、技術、信息、用戶等先天優勢而獲得高創新壁壘和強議價能力，平臺型企業在成為生態圈最大受益主體的同時也應成為最大責任主體，對關聯企業發揮責任示范作用。尤其在我國大量中小企業面臨數字化轉型能力不足的現實困境下，平臺型企業更應承擔起集群式數字平臺的重要責任，以數字技術和數據能量構建起新的商業生態，利用新技術、新應用對傳統產業進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鏈條的改造，助力中小企業適應數字化轉型浪潮。二是數字生態圈加劇了平臺上所有企業在業務和責任上的雙重關聯，一方面，不同企業的社會責任在生態圈上會呈現諸多交叉，需要平臺協同履責；另一方面，生態圈上出現的社會責任缺失問題往往由多主體共同造成，影響面更廣，需要平臺協同治理。強關聯狀態下，企業之間的管理界域被逐漸打破，這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協同履責和協同治理的平臺化趨勢。

趨勢三：管理節點可控化。數字經濟背景下，信息的不對稱現象被進一步打破，企業實施社會責任管理的過程黑箱逐漸被打開，企業履責、失責行為變得有跡可循，關鍵的管理節點也趨于可控化：一是管理節點的事前可控，企業可借助數字化工具實現社會責任投入—產出情況的科學預測，在實施社會責任行為前做到心中有數、量力而行。這既有利于破解當前企業社會責任在成本與價值維度無法有效衡量的現實困境，強化企業履責的信心，也有利于企業降低履責成本，提升履責效率。二是管理節點的事中可控，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的所有履責行為和失責行為都變成了數字痕跡，可視、可循、可追溯。這些數字痕跡一方面可成為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履責的監管依據；另一方面，當企業經營管理行為碰觸道德、倫理、法律紅線時，數字痕跡也能向企業做出實時、精準的預警，幫助企業快速響應、積極應對。如上所述，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節點的可控化，將大幅降低企業履責的風險和成本，從而推動企業社會責任實踐的常態化。

趨勢四：管理溝通高效化。責任溝通是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重要環節，企業借助責任溝通向利益相關者發布履責信息，以此接受其監督。數字經濟背景下，利益相關者接收信息的渠道更為多元，信息的實效性也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溝通趨于高效化：首先，企業履責信息的發布將由一年一報轉向實時溝通。《企業社會責任報告》（CSR報告）這一傳統的年度信息發布方式將被全媒體實時發布所取代，企業可以借助自媒體、社交媒體手段向社會公眾隨時、及時發布履責行動，從而變事后責任溝通為事前、事中溝通。其次，企業履責信息的發布將由單向匯報轉向高效互動。借助數字化工具，企業履責的過程趨于場景化，能夠實現與利益相關者的雙向責任溝通，從而有效提高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履責行為的知曉度、參與度。值得注意的是，數字技術在改變責任溝通渠道和速度的同時，也使得企業不得不面對更為廣闊的責任溝通對象，利益相關者監督在很多時候衍變為全民監督，這無疑也增加了企業社會責任管理的壓力與挑戰。

趨勢五：管理價值溢出化。隨著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在我國的不斷推進，“責任=價值”的判斷已逐步取代“責任=成本”的思維定式。在數字經濟背景下，企業履責內容多樣化、履責方式智能化，由此推動企業社會責任管理成效由單維向多維轉變，形成“經濟價值+社會價值+環境價值+文化價值”的多重價值體系。同時，數字生態圈加強了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黏性，高度的內在關聯使得企業履責行為的外部性不斷增強，價值溢出的趨勢更為顯著，企業的某一履責行為很有可能為社會帶來裂變式、長遠式的價值影響。

（作者：厲飛芹，系浙江工商大學杭州商學院講師；易開剛，系浙江工商大學教授，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16AGL009〕的階段性成果）